宏牛操盘娃哈哈“传宗”风波警示什么？聂俊峰：企业须依靠以信托制度为核心的家族与公司治理|理财会客厅

专题：2025年理财会客厅丨金融新启航宏牛操盘

　　展望新征程，时代浪潮正以更磅礴的力量奔涌向前，金融业的航船即将驶入更具挑战与机遇的新海域。身处时代浪潮之中，金融业将以更澎湃的动能、更开放的视野、更稳健的步伐，继续书写服务实体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华彩新篇章。2025年，新浪财经年度策划《金融新启航》推出《理财会客厅》系列访谈栏目，深度对话金融机构高管、专家学者，共谋行业发展之道。

　　作为全球资产配置的新机遇，家族办公室正在逐渐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随着全球财富人群和财富管理需求的快速增长，家办已不仅仅是世界顶级的财富管理形态，更成为了全球资本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参与者，近年来更呈现出加速扩容状态。本期《理财会客厅》对话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董事长、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讲席导师聂俊峰。

　　谈及中国内地独立家族办公室，聂俊峰表示，虽然至今已经历十年发展，但尚未形成成熟的生态模式，也未获得主流企业家群体的接纳认可。在欧美地区，家族办公室被誉为金融行业“皇冠上的明珠”，但在中国却沦落为“白菜”。

　　聂俊峰强调，内地家办需在厚植本土根基的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并在此过程中平衡三方面关系：一是注重客户和业务的实质链接与服务延伸，为客户需求出海而非以所谓“牌照”装点门面；二是构建自主可控“专精特新”的投研能力，借船出海而非“假大空”的海外画饼；三是坚守“只有中国传承才能传承中国”本土价值观。

　　针对近期娃哈哈“传宗”风波，他认为，此事件再一次警示中国企业界，在创始人步入黄昏之际，企业必须彻底摆脱“家长文化”和道德光环，回归战略规划、产品生命力和家业制度治理。对于50后至60后的企业家，若要实现企业接班“传宗”和财富有序继承，均须依靠以信托制度为核心的家族与公司治理。

　　家族办公室因何在内地沦为“白菜”？需坚守“只有中国传承才能传承中国”

　　谈及中国内地家族办公室的发展，聂俊峰表示，2015年曾被部分财经媒体称为“中国家族办公室元年”，那一年，独立家族办公室在中国内地开始得以工商注册登记。

　　在他看来，国内家族办公室大致可以划分为机构型家办与独立家办。

　　机构型家办主要为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和三方财富等大型金融机构（大型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也具有证监会批准的基金销售牌照）高净值客服服务的客户再分层和品牌区隔，故而在客群来源具有天然的存量规模导向基因。不过，其仍存在阵痛，一方面难以摆脱卖方销售的考核体制；另一方面大型金融机构难免将家办或曰“企业家办公室”异化为橱窗形象或政绩工程，无法长期集成整合内外部资源服务家族客户。

　　独立型家办方面，其绝大多数为非持牌机构，按行业惯例划分为服务单一家族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和同时服务多个家族的“多家族办公室”。

　　聂俊峰表示：“出于对财富人群关联投资、税收、就业等资源的期望，2014年以来，国内多地地方政府出台了针对‘家族办公室’的工商注册及配套招商扶持政策。但是，青岛市、海南省、广州市等地曾经批量注册后，又批量注销‘家族办公室’及其分公司。”

　　他进一步表示，根据京华世家团队综合天眼查和企查查平台的工商登记信息数据，内地和香港（于工商信息平台可查询）两地以“家族办公室”为公司登记名称或营业范围、商标品牌包括家族办公室的市场主体共有4200家，但已经注销未存续经营的占比38%。存续“家族办公室”中有人员社保参保记录的不足10%，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的仅占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工商信息中的统计数据遗漏了现实中大量的企业名称及各项信息均不体现但实质业务是服务单一家族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工商登记的“名分”对于中国式家族办公室来说，其实只是并不重要的外在形式。

　　聂俊峰直言：“中国内地独立家族办公室虽然经历了十年的发展，但尚未形成成熟的生态模式，也未获得主流企业家群体的接纳认可。‘家族办公室’本来在欧美是金融行业‘皇冠上的明珠’，结果在中国沦落为‘白菜’。在‘中国的家族办公室比家族都多’的议论中行业风评不佳，这一外界认知来自于行业自身标准缺失、从业人员诚信匮乏、监管与行业自律缺位等乱象。”

　　单一家族办公室占国内家族办公室行业市场主体的绝大多数，但国内的“野蛮生长”叠加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境外市场的“招商引资”，使得此类机构整体呈现“淮橘为枳”的状态，而造成单一家族办公室在国内“失真”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是核心成员主要来自于信任多年的“外行人”——企业家的“财务二部”或二代子女，团队成员与服务对象是直接的臣属雇佣关系，缺乏独立性与专业性；二是单一家族管理资产规模与专业人员团队的“规模不经济”。绝大多数单一家族办公室管理资产10亿人民币以下，无法支撑从信托架构到投资管理在内的家族办公室基本业务；三是管理目标的简单粗放，多数单一家办团队主要是投资操盘和项目筛选，投资押注甚至“坐庄”踩线等违规行为不时发生。整体来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缺乏财富传承风险隔离架构的中立立场和大类资产配置的广阔视野。

　　针对多家族办公室宏牛操盘，聂俊峰称：“此群落的行业乱象可以概括为‘骗、吹、卖’。”

　　首先，带毒行骗的所谓家族办公室在三方财富行业式微后成为违规理财、非法集资的载体；

　　其次，小散弱的行业却充斥着假大空的吹嘘包装，博取行业关注和媒体声量。一方面是个人履历学历掺水造假。有历史较久的家办负责人曾经编造履历、勾结“山寨罗斯柴尔德”在国内招摇撞骗；有行业机构负责人长期“提拔”自身中资银行从业经历，自吹自擂“行业领军者”。对于新兴行业，货真价实才会诚不欺人，诸如此类欺世盗名行为本身就对行业声誉的损害；另一方面，靠境外注册空壳公司自称“牌照齐全”、购买各类过气外媒的评奖进行崇洋媚外“世界权威”宣传也成为部分多家族办公室的生存法则。

　　最后，第三类行业乱象“卖”则更为普遍，很多以家族办公室为名义的机构实质上异化为香港保单、境外留学移民、永居身份规划和房产等各色“产品”的销售机构。

　　那么，面对中国香港及新加坡市场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内地家办应做好怎样的应对？

　　聂俊峰表示，中国企业家接受家族办公室服务是21世纪财富与商业水到渠成，其直接诱因是海外上市带来的离岸财富管理需求。香港与新加坡自然成为中国家族财富出海的第一站，且2019年以来新、港两地“国际家办金融中心”之争已经显性化。2024年阿联酋迪拜同样也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家族办公室本地落户的政策。尤其引人关注的新加坡与香港的家办之争的“瑜亮情结”。香港特区政府高层被“假王子”蒙蔽、国内富豪新加坡单一家办员工4亿元监守自盗等新闻事件都被竞争方大肆炒作。

　　在他看来，香港、新加坡、迪拜三城的家办招商呈现四方面共同特征：一是顶层规划-立法与行政配套推动-最高层领导人持续的重视；二是聚焦单一家办（Single Family Office），关注资金沉淀与雇员就业，挂钩永久居留权等公（居）民权益；三是长期税收优惠与审批简化；四是政府引导基金（补贴）介入，群聚行业生态、产学研孵化。

　　聂俊峰强调：“作为内地家族办公室，服务客户的离岸财富架构与跨境资产配置是陪伴家族成长与传承的必修课。为此我们应该加强与香港、新加坡及欧美成熟市场同行的学习与交流，厚植本土根基的同时积极布局海外，并在此过程中平衡三方面关系，一是注重客户和业务的实质链接与服务延伸，为客户需求出海而不是以所谓‘牌照’装点门面；二是构建自主可控‘专精特新’的投研能力，借船出海而非‘假大空’的海外画饼；三是坚守‘只有中国传承才能传承中国’本土价值观。”

　　娃哈哈“传宗”风波警示什么？企业须彻底摆脱“家长文化”和道德光环

　　家族办公室的定位到底是怎样的？聂俊峰表示，纵览欧美百年家族背后的家族办公室，成立之初的主要职责是家族基金会（信托）架构的搭建。从“镀金时代”到“黄金时代”（1910-1950）历经两代人完成财富传承架构搭建后，家族办公室的核心角色都是家族的“首席投资官”——让传承的财富不断增值，依靠财富的增值助力家族开枝散叶，善尽社会责任与公益事业。

　　他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家族办公室来说情况完全不同：客户的浅表诉求是投资增值，但深度的需求却是财富安全、有序传承的架构保护。因此，中国式家族办公室与中国式家族客户目前处在一场互相看不清对方的恋爱之中，供需双方的关系确立需要复杂的磨合。

　　对此，聂俊峰强调，完整的独立家族办公室必须同时具备两项服务体系，即本土+海外传承架构设计、境内+全球资产配置组合。

　　聂俊峰举例称，能够佐证的典型案例便是最近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先生3位“未公开子女”与宗馥莉21亿美元离岸信托纠葛和200亿在岸股权继承争夺。娃哈哈的“传宗”波澜再一次警示中国企业界：在创始人步入黄昏之际，企业必须彻底摆脱“家长文化”和道德光环，回归战略规划、产品生命力和家业制度治理。从50后到60后的企业家们，若想实现企业的接班“传宗”和财富的有序继承都必须依靠以信托制度为核心的家族与公司治理。

　　他直言，遗憾的是，与宗庆后同时代的企业家们面对这一“传宗”接班的必答题时，基本都处在无知无觉和半知半觉状态。

　　所谓“无知无觉”是对“身后事”采取回避的态度——所有的关于遗嘱、信托、保险等财富与事业传承的技术性事物，在很多企业家那里“谈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所谓“半知半觉”是对财富传承“遇人不淑、见事不明”。企业家作为高净值人士宏牛操盘，其身旁不乏目的性较强、情绪价值到位的各色机构和“卖方”人士，但是基于过往创业创富的人生辉煌，自信、自负让他们很难信任与托付独立中立、专业靠谱的家族办公室团队并且由其长期陪伴。

　　在聂俊峰看来，境内外大型金融机构虽然具有天然的信用优势，但是作为“卖方”不可能替企业家安排周全详尽的传承方案。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自然规律，很多企业家信任了不靠谱的机构和个人、选择了不周全的方案、投资了不合格的产品。事业和财富的传承在宗庆后以及很多企业家那里，是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反馈和应激反射式的决策来进行“熵增式”安排。因此，大众会不断看到影视剧中豪门恩怨、家产纷争的剧情在中国企业家身后反复上演。《尚书·洪范》提出“五福”概念：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中国式家族传承应该追求“五福圆满”。

　　他表示：“京华世家家族办公室成立已近10年，回望来时路，我们以‘专业能力+人文情怀’为双翼，通过多家族办公室的‘深度陪伴’，帮助中国式‘老钱’应对变局、行稳致远。”

　　与此同时，他还表示，京华世家自身保持了健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团队始终以陪伴同行企业家为己任，担任企业家家族“有使命的财富传承规划师+有远见的家族首席投资官”，围绕打造Glocal（本土智慧+全球视野）家族办公室的战略愿景持续强化五项能力：全球范围内家族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全球范围家族传承顶层架构设计与实施能力，国际化资产配置与产品组合管理能力，家族事务管理与陪伴同行能力，家族愿景与精神资产发现与理解能力。

　　面对“传宗”交班时代难题，家办应如何启发企业家的传承认知？

　　企业家是家族办公室的主要服务对象，历经数年发展，他们的需求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聂俊峰认为，目前已经步入人生暮年且亟需进行科学系统规划的企业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80后”与90年代初下海的“九二派”。

　　他表示：“最近媒体热议的娃哈哈继承纷争其实具有非常典型意义，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和宗庆后式的复杂血缘家庭绝非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孤例。相反，娃哈哈股权的演变与宗家如今面临的继承权纷争，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具有相当代表性，宗庆后的身后事折射出中国企业家在这一问题上面临‘当局者’迷思想。”

　　他对此提出三大原因，其中，一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股权原罪。与娃哈哈的情况类似，20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民营企业家为了事业的“路条”，在创业之初都与国企或集体企业产生复杂微妙的投资或“挂靠”关系。从杭州的娃哈哈到青岛的海尔再到北京的联想——国有或集体企业孵化了“民族品牌”的初生。可是在其后的历史进程当中，企业家才干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推动力。

　　聂俊峰指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1998年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中，逾32%企业存在产权归属争议。从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虽然很多企业完成“MBO转制”，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当中，民企先后面对各种有色眼镜。股权结构当中的国资成分延续至今，便成为企业和企业家传承的最大利益相关方。

　　二是企业产权确立过程股权安排简单粗放，即使是那些彻底摆脱了国资成分或者成立伊始即100%私人股份的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股权结构是“夫妻店”或“兄弟帮”。创始人与配偶（第一任）共同持股最为普遍，如四川新希望、北京泰康保险、重庆龙湖地产、山西三佳集团等。此类家庭成员直接持股的股权结构安排在当时的时代有其天然的合理合情性。

　　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与时代更迭，民企简单粗放的股权结构，一方面容易在产业转型与科技迭代的周期中，因决策封闭与战略短视令公司治理失效；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家年事渐长，传承危机、婚姻变故、代际冲突与公私债务混同等自然人民事行为风险，都给公司经营管理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血缘能凝聚创业团队，却难以替代现代企业制度。借鉴欧美百年家族企业传承的成功经验，唯有将所有权“家族信托”化，实现所有权、管理权和受益权“三权分离”方能从根本上避免人亡事乱的弊病。

　　三是企业家人生中“丰富多彩”的感情婚姻。京华世家团队长期跟踪境内外上市公司及知名企业创始人与高管婚姻变动及“分手费”情况，2015-2024年信息统计发现，10年间婚变企业家/高管有上百位。企业家婚变往往成为最具点击量的“财经娱乐新闻”。企业家婚育固然属于私德，不宜苛责也不应背负人设包袱，但婚姻与子女关系关乎着企业股权和家庭财富的继承与分割。简单粗放的股权安排遭遇丰富多彩的情感婚姻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最大风险。

　　聂俊峰表示：“不难看出，企业家对家族财富管理的内在需求已经系统化、综合化、全球化——既需要高度分工，更需要统筹协调方可进行系统性的方案定制和执行。但是，其自身信息反馈和决策安排却仍然处在碎片化状态。”

　　他强调，面对“传宗”交班的时代难题，家族办公室应该启发民营企业家们的传承认知，借鉴欧美百年淬炼的普遍经验，破除“半知半觉”的碎片化误区，陪伴企业家打造科学传承的系统工程：将股权家族信托化、聘任独立家族办公室陪伴传承、与家族办公室一道设立传承制度——家族宪章“以法治家”。如此三位一体的长远规划既能够帮助企业家弘扬人性的善，也可以弥补人性的缺憾，包括那些“奋不顾身的爱情”。

　　家办与银行私行相比有何优势？行业发展应如何去伪存真？

　　作为国内最早的私人银行从业者之一，聂俊峰2005年在中行总行参加RBS-Coutts（创立于1692年的伦敦，长期为英国王室成员提供私人银行服务）私人银行业务筹备时仅24岁，回首20年从业经历，他认为真正的独立家族办公室应该是由“老腊肉”组成的资深团队，而银行私人银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团队总是“小鲜肉”。

　　聂俊峰表示：“家族办公室行业的发展源自于市场与客户的需求，也同现有金融机构供给侧服务不足密切相关。客观而言，国内商业银行受限于体制与机制，很难集中资源长期服务单一个人和家庭客户，此导致银行私人银行客户需求外溢，成就了过去10年中国证券、保险、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独立第三方财富公司等高净值客群财富管理业务的快速发展。”

　　不过，聂俊峰直言：“无论是证券、保险、信托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或三方财富管理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又伴生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

　　他举例阐述称，比如，三方机构普遍存在着激进销售的佣金导向、固收产品底层的类次贷资产等；证券、保险、信托公司财富管理和家族信托服务于其信托产品发行、保险产品售卖、“保刚兑”的固收信仰、缺乏大类资产配置的视野和家族长周期配置的驱动力，部分超高净值客户难以从这类大型机构中获得定制化的真正家族办公室服务。而大型银行的“企业家办公室”服务由于“存款立行”的商业银行本位以及大机构的考核体制+行政化的金字塔式晋升机制，人员团队无法实现长期主义专业导向，客户服务多数沦为“形象工程”。

　　聂俊峰强调，上述一系列市场环境，其实正是独立“家族办公室”在中国现今市场环境下独特的空间和优势。

　　在他看来，家族办公室行业的发展应该符合中国社会新质生产力与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战略方向。在企业家家族层面，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除了硬核科技的颠覆式创新，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家精神和管理智慧的弘扬。

　　聂俊峰直言，目前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正面临50后、60后向80、90后传承的历史与时代课题。社会公众需要理性看待企业家精神在全要素生产率创造与提升过程当中的历史贡献。企业家精神的传承本身就包含着企业公司治理的可持续性发展，也蕴含着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未来格局。当下变局的年代，中国企业家和高净值人群尤其需要与危机共存、与时代共演、与家国同构，在敬畏之心的驱动下认知并把握国家的方向感、企业的使命感、家族的责任感。

　　他表示，京华世家在家族办公室领域一直相信“只有中国传承才能传承中国”：脚踏实地的架构设计、行稳致远的资产配置才是中国式家族办公室的务实选择。在他看来，中国式家族办公室的真与假应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构建与判断：

　　一是坚持家办核心价值：与家族利益保持一致、专注个性化；

　　二是明晰家办的商业定位：家族办公室需要小而美的精致专业主义。多家族办公室在市场检验中可以在管理规模上进阶“中而专”但决不可能追求大而全；

　　三是坚持家办三重角色：财富管家、人+财领域的智囊团、陪行者（家族事务）；

　　四是坚守家办角色的核心服务载体——没有家族信托就没有家族办公室；

　　五是坚持“真”家办四个标准方法论：顶层架构、底线思维、买手立场、长期主义；

　　六是践行高标准人才要求：有一技专长、忠诚守信（无职业信用瑕疵）、机构的高度取决于团队水准和格局。